著名央行评论员、量化宽松（Quantitative Easing：QE）概念的发明人、畅销书《日元王子》作者Richard Werner在2003年就预测欧洲央行会通过持续大规模量化宽松操作创造资产价格泡沫，以制造衰退逼迫欧元区国家向欧洲央行出让财政主权，从而促进建设财政联盟和推进欧洲一体化进程。

不论该书对欧洲央行的动机判断准确与否，对其行为的预测是如实的。Werner近年多次批评欧洲央行在欧元区贯彻实施《巴塞尔协议III》“正在杀死德国境内的1500多家经营良好的社区银行”。

社区银行（包含合作银行和储蓄银行）是有特色的德国银行业“三极架构”中的其中两极。虽然其商业合理性曾遭受质疑，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GFC）前后社区银行的盈利水平、盈利波动性和运营成本等指标都优于私人商业银行（德国银行业三极中的另一极），并且成立近200年来，无一破产或需要政府资金救助。因此GFC之后社区银行重新被业界所认可。

《巴塞尔协议III》本是适应于跨国银行，其高昂的合规成本并不适宜于规模小、雇员少并且集中于本地业务的社区银行。但欧洲央行不顾事实，强烈要求欧元区整个银行业合规《巴塞尔协议III》，这其实是在帮助德国私人商业银行消灭曾经强大的竞争对手——社区银行。德国法律禁止商业银行并购社区银行，因此过去200年，私人商业银行一直无法通过资本手段“解决”社区银行这个强有力的对手。

美国金融历史学者和经济学家Michael Hudson用更深刻的文字描述了欧洲如何从社会民主转向寡头政治。

在2008年后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中，欧洲央行要求债务国出售公共资产——土地、供水和下水道系统、港口和公共领域的其他资产，同时削减对民众的养老金和其他支出。

ECB的理念与IMF在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对第三世界债务国实施的紧缩政策相同，它们声称在引入自由市场的同时稳定国际收支，并将出口部门和基础设施卖给债权国买家。这样做的结果是，迫使那些饱受紧缩之苦的经济体更加深陷债务泥潭——它们债务的对象是外国银行家和本国寡头。

在金融危机的政治保护伞下，工资和生活水平将被削减，政治权力将从民选政府转向代表大型银行和金融机构的技术官僚（ECB官员）。公共部门的劳动力将被私有化——并取消工会，同时社会保障、养老金计划和医疗保险也将缩减。

银行家们假装致力于价格稳定和自由市场，利用信贷膨胀了房地产泡沫。租金收入被资本化为银行贷款并作为利息支付。对银行家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盈利空间，但它让波罗的海国家和中欧大部分国家在2008年深陷债务困境和负资产。

新自由主义者称赞它们不断下降的工资水平和不断萎缩的GDP是一个成功的故事，因为这些国家将税收负担转移到就业上，而不是财产或金融上。政府以纳税人为代价救助银行。

理解欧盟和欧元区成立的背景对理解前述事实至关重要。

欧盟是在“欧洲一体化”的理念下形成的政治、经济与货币联盟，在单一货币和单一市场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欧盟成员国的外交由欧盟政府——即欧洲理事会、欧洲议会等——负责，军事由北约负责。欧盟27个成员国，其中19个形成货币联盟属于欧元区成员国。

欧洲央行是欧元区货币政策唯一的决策者，拥有很强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建立于欧洲法律的最高级别之上，超越了成员国的所有法律——它不从欧盟政府、成员国政府接受指令。英国已经脱离欧盟，法国和德国是欧盟领导国。

欧盟的成立基础是超越主权的经济与货币联盟，实际上是削弱成员国的主权，这是一种反国家意识——将过去民选政府的权力转移给未经选举的一群技术官僚手中，特别是将一个国家的货币政策决策权转移给未经选举的一群央行技术官僚手中，以超越个别国家宪法的合法形式。欧洲央行的权力核心，与FED、BIS和FSB等一样，是一群代表了“不代表任何主权国家和民族的跨国资本集团”的央行技术官僚、银行家和学者。

欧洲央行的目标是不仅拥有货币政策权力，也拥有财政能力，这样欧元区能够形成货币与财政联盟，欧元区的货币和财政规划从民选政府转交给这一群未经选举的、由银行卡特尔任命的代理人。这些顶层逻辑，是理解全球货币金融体系格局和主要经济体央行运作机制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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