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talik Buterin 和哈佛的 Zoë Hitzig、结合 E. Glen Weyl 的研究，共同发表了一篇长达 41 页的论文，名字叫做《自由激进主义：社会基于社群中立的正式规则》。讨论的是针对慈善和公共募资项目，可以通过一个怎样的体系，得出全社会福祉最大化的决策。

这个名字和页数，以及里面的艰涩文字、公式吓到了不少人。但细啃下来小编觉得回味悠长，不但对于加密货币生态里一些重要的问题，例如社区应该用什么方式为开源开发者提供资助，如何决策开发方向和提供资金，提出了有效优化，还可以延伸至媒体、社区治理、公众福祉等广阔议题。不得不说，在看到严肃的数学模型论述中间，藏着简单的小小的三个字 : social welfare maximization 的时候，我甚至有些感动。

不想看 41 页英语论文，又想知道 Vitalik 和哈佛教授提出了什么设想？

那么就让小编来试试用具体的例子，给大家用最多的人话，最少的公式总结解读。

这个论文尝试解决的问题，，叫 free-rider problem （小编称为：搭便车的人），可以理解成薅社会羊毛又自己不出资源建设的人。这个概念第一次出现在经济和社会学家曼瑟尔·奥尔森于 1965 年出版的《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含义是不付成本而坐享他人之利，说个故事大家就明白了。

例如，修建灯塔可以大大提高航海的安全性，理论上来说在这个港口往来的轮船都会受益，那所有轮船公司应该集资去兴建。但有的公司打死不出钱，然后却可以免费享受着其他人出资提供的福利，这就是社会蛀虫 free rider。

再举个例子：假设有一个村子叫做地球村，地球村居民需要筹款来交军费，好购买武器和养活军队抵御三体村人的进攻，保护所有人的安危。而有的人可能会选择不交费，但享受这由其他人集资建立的保护网。这里的地球保护体系，也是一种 public good （公众物品）。而不交费又享受的人，就是 free rider。

这种 free rider 的存在会引起什么后果呢？当大家看到某人不交钱也能享受到保护，那交钱的人心里就会感到很不公平，最终愿意交费筹集的军费的人越来越少，然后不足以抵御外部进攻，最终影响到了所有人的安全。

如果我们想办法把这些 free rider 排除在保护网外，或者用中心化的强权去强制大家交费会怎么样？由于 public goods 的社会属性，这个排除、管理工作的成本也非常高。

在我们的社会里，对于这种「需要筹钱投入解决某个问题」的场景，有三种普遍运作模式：

靠投票和选举：当代的民主国家，使用投票和税收来决定资助什么项目和资助多少 ;

靠私营化：让以盈利为目标的公司来提供这些需要的功能，让他们限制不出钱的人不能使用，例如非洲有些国家的安全是靠富人聘请雇佣兵解决的；

靠慈善、靠良心：吸引人们的认同感，说服他们做出捐献；

但这上面的做法各有各的弊端，拿投票和选举来说，这种方式倾向于满足大多数人的意愿，而不一定是对能够创造最大总体价值的东西做出反应。而靠私营企业或者慈善机构和好心人捐款，会让最终筹得的资源量很有限。并且这三个办法在动态资助社会目前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时，非常不灵活。

举几个应用场景的例子：

竞选资金：拿美国大选为例，能够筹集到足够资金的候选人往往是赢家，但那些为选举提供资金的人通常是人数不多、势力强大、享有特权的少数人；而受特定政治问题、决策影响的绝大多数人并不是资助人，这可能导致更能代表大众的人得不到适当的资助，从而无法赢得选举。

开源软件开发：开源软件是人人可用的，而资金往往来自于捐助。开发者很难在现今体系下得到公平合适的开发成本分配。

新闻媒体融资：作者认为这可能是 LR （Liberal Radicalism）机制的完美应用场景。几乎每个人都阅读新闻，很难限制对新闻的访问，尤其是在社交媒体和互联网上。它对民主也至关重要。但媒体的创建成本也很高，而且很难筹集资金。在许多情况下，政府会为新闻机构提供资金，但这对一个本应作为政府监管机构的行业造成了明显的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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